陈复生 2 碰到第一个硬仗是高虎垴战斗, 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阵地战

选调到保卫局工作的干部，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家庭，

全部是共产党员。这些同志都久经考验，立场坚定，爱憎分 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他们在保卫战线 上，出生入死，勇敢机智，确实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为我们党和军队的 保卫工作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每当想到那段经历，我都非常激动，许多首长、战友的勃勃英姿和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立刻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年轻的“特派员”

1933年，江西宜黄苏区边境上发生了一系列于我军很不利的事件：我军的一些情况敌人了如指掌，我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破坏。这些情况引起了军团保卫局的严重关注。

经过 分析，领导认为极可能是有一个较大的特务组织就在附近活 动。首长当机立断，指示我们侦察科尽快侦破此案。

接受任务以后，我们开始了从内到外的周密部署和侦 察，但收获不大。搞得我们心急如焚，坐卧不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种必然性靠 偶然表现出来，偶然事件中包含着必然性的辩证法在侦破工 作中是经常起作用的。

一天，侦察员黄赤波、覃应机在路上发 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这家伙细皮嫩肉，尽管穿着一身老百 姓的衣服，但不合体，神情动作也不大像老百姓。他在路上 不在时地东张西望，总是躲躲闪闪，避开人走。

黄赤波同志 跟踪一段后，便机智地上去同他搭话。 一听是外地口音，说 话时神色慌张，所答非所问。黄、覃二人便不客气地把他带 回了侦察科。

审讯时，从他身上搜出了一些证件，原来是个 从抚州城里来的级别不低的国民党军官。他供出此行的身份 是特派员，要给当地一带的匪特分子开会，布置任务，并交 待了他将去召见的匪特名单及联络方法。

抓住这个特派员，对侦破这一带的特务组织无疑是一个 重大的突破。大家真是欣喜若狂，立即深入讨论、研究。很 快，一个周密而大胆的作战计划便形成了。

这一天方圆几十里内的匪特分子，按照他们内部的联络信号一齐汇集到谭头村东头两间样式古旧的平房里。这 些家伙叽叽喳喳，颇为兴奋。他们正等候着上峰派来的特 派员，期望着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赏赐。

不一会儿，一个瘦猴子式的家伙陪着一个神态潇洒的青年从里间屋里走出来。 绪位；这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请大家热烈欢迎!”

瘦猴子殷勤地向屋子里的人做着介绍。 一阵掌声过后，匪徒中 又响起了阵阵窃窃私语声，“好年轻啊?”“这么帅?”人们脸上流露出惊疑的神色。

年轻的特派员却庄重得很。他略带 威 严和傲慢的表情用手作了个让大家坐下的姿势，然后用低 沉的声音说道： “诸位久等了，兄弟来迟一步，见谅!见 谅!”

说到这里，只见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叠委任状、嘉奖令 之类的东西，一张一张地往桌子上摆， 一面头也不抬地问：“都到齐了吗?”

“到齐了、到齐了，按照你的命令，十几 里外的庙里的弟兄也赶来了， 连打进共军地方机关内部的弟 兄也设法赶来了。”

瘦猴子说到这里，有几个家伙赶紧站起 来，连连点头哈腰。大概就是那几个“设法赶来”的人。

特派 员用锐利的目光扫了他们一眼，然后双手按桌，开始训话：

“兄弟此次受上峰派遣， 一是要和大家一起检查前一段的工 作，二是嘉奖有功人员，三是布置下一段的任务。”

人群中 又是一阵轻微的骚动，但眼睛却没有离开前面桌子上的东 西。可就在这时，忽听得门上有人大喝一声： “不准动!” 霎时间，八九根黑黝黝的枪管从不同方向指向了这帮家伙。

匪徒们惊呆了，屋里顿时乱作一团。

“举起手来!”这时，从外面又冲进一些端着大枪的红军战士，很快就缴下了匪徒 手中的武器，把他们一个个押出了屋外，最后押出来的是那位 特派员和瘦猴子。

特派员的神气劲儿一点也没了，低着头一语不发，瘦猴子神情沮丧，走路时浑身发抖。

原来，这位年轻的特派员就是我们的侦察员黄赤波，先冲进屋的是侦察科的陈湖生、覃应机、张香国，黄天祥等几名干部，后来的是临时从警卫队调来的战士。

为了 不暴露黄赤波的身份，所以要把他同敌人一起带回去。大家笑的是，小黄这场戏演得活灵活现，真是妙极了。

就这样，我们没有任何伤亡，就把破坏苏区的一伙特务 分子一网打尽了。事后，根据俘虏交待，我们还从另外山上 的一个庙里搜缴出一部小型电台。

为表彰我们这次行动，党 中央保卫局特发电报嘉奖： “三军团保卫局在苏区边境上破 获敌特组织是光荣一页!”

妓女特务与悬崖下的搏斗

1933年秋初，我们部队进入老营盘地区。 一到驻地，我 们保卫局的同志立即在附近作社情调查，了解敌情动态。在 侦察过程中，我们发现驻地的一个女人比较可疑。她家中不 见老人、丈夫和孩子，说话南昌口音很重，房内的摆设带有 城市味道。

我们把这一情况向局里作了汇报。根据我们过去 掌握的情报，怀疑这个女人就是南昌国民党特务机关专门训 练过的妓女特务白月花。

为了进一步搞清情况，政治部主任 袁国平和张纯清局长亲自决定，由我去侦查这个女人，并亲 手交给我4块大洋，允许我和她接近。

所以派我去，是因为 我有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我会说南昌话，其次，因为我在 煎举墟围学徒8年，了解一些城市生活的习惯，而且懂一些 妓女的行话、规矩、歌谣、点牌等。

另外，由于审讯俘虏较多，战斗中新捉到的俘虏，要进行严格的审查，将混入俘虏 中的特务、警宪与军官清查出来，也是保卫局的具体工作, 我对敌军的情况也了解较多。

于是，我公开以红军干部的身 份接近这个女人，但诈称我原是国民党59师的军官，被俘虏过来的，并在有意无意之间让她见到我保存的59师的符号 和徽章。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女特务确实看我不像农村出 来的土红军，相信我是国民党过来的人，对我放松了戒备。加 上我故意流露出对红军有看法，结果使女特务把我当成了她 工作的对象。

我也了解到特务机关派她来是为了搜集我军军 事情报，为蒋匪军发动对苏区的新的反革命围剿作准备。在 骗得女特务的信任以后，她向我透露了敌报务员和另一名特 务的情况。

根据这些线索，我们很快破获了这一特务小组， 逮捕男女特务3名，缴获小电台1架、新油印机1台、手枪3 支。

但是，在处理一名特务时却出了点小乱子。

其中一名特 务直接是敌军的军事侦探，在审讯中得知他对我军的情报了 解较多，于是决定立即处决这名敌军探子。

当晚，我们将他 押到一处山崖上边，准备用马刀把他杀死。可就在马刀将要 砍下的一刹那，敌人垂死挣扎，挣脱了绳子，纵身跳下崖 去。

当时，我似乎连想也没想，立即身随敌人也跳了下去， 那个敌人也真顽固，下去后忍着疼痛就和我搏斗起来。他人 高马大，我个子比他矮不少，打起来我并不占便宜，弄得我 手忙脚乱，险象环生。

后来我急中生智，死命抓住了他的阴 部，把他掐得哇哇乱叫。不管他怎么打我，我也不松手， 终于使他疼得晕了过去。可这时我也累得似乎要瘫了。

我挣 扎着捡起掉在地上的马刀，像用锯子一样在敌人的脖子上拉 了几次才把他杀死，我的身上也成了血葫芦。回到局里以 后，把同志们都吓了一跳，我笑着把经过向大家讲了一遍。

事后，执行科长杨奇清还把这件事当作英勇杀敌的一个战 例，在保卫局训练班上给学员讲了一次。

出色的警卫员们

在部队战士中间，当首长的警卫员是一件光荣而神气的 事：子弹带一扎，驳壳枪一挎，首长走到哪儿跟到哪儿；知 道的事情多，经常能得首长的帮助和指导。

但是人要真心当 好警卫员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尤其在战争年代，不仅要不 怕苦、不怕死，而且必须精通军事技术，机智灵活，善于应 付各种突然情况，随时准备用一切必要的手段保护首长。

保 卫局一成立，就把培训和配备各级首长的警卫员作为自己的 一项重要任务。不仅专门培训警卫员，而且凡是保卫干部，都要把保卫首长作为自己的学习内容。

我记得执行科长杨奇 清同志，在1933年到1934年上半年这段时间里就举办过3次

保卫人员短期学习班，每次他都亲自讲课，讲保卫工作的重 要性和特殊性、警卫工作的职责和如何保护首长安全等业务 技术课。这些学习的同志在警卫工作中都忠心耿耿，尽职尽 责，为保卫局的工作增添了新的光彩。

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的警卫员就是训练班的学 员，可惜我巳记不得他的名字了。

一次行军途中，突然遇到 敌机轰炸。可没等敌机投下炸弹，这位警卫员早已把袁主任 背到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原来，发现前面有敌机，他立 即就把首长背起来了，袁主任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时，已经 离开了大路两旁的开阔地。在敌机投弹的过程中，这位警卫 员一直侧卧在袁主任身旁，随时准备翻身扑在首长身上。后 来，这位同志还是为保护袁主任而光荣牺牲了。

彭登仁同志是保卫局的干部，长征途中，组织上派他去 保护身负重伤的五师政委钟赤兵同志。钟政委的一条腿被锯断了，只能坐担架走在队伍的后面，经常掉队。

在七八个月 的时间里彭登仁与钟政委始终寸步不离。有点吃的东西，他都要留给首长，自己常常几天吃不上什么正经东西。有时遇 上敌人那就更难了，既要抵抗敌人，又要千方百计隐蔽首 长。最后终于把钟赤兵同志安全护送到陕北根据地。后来，党派彭登仁同志去新疆学习，不幸于1942年被反动军阀盛世 才杀害了。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有一次战斗中我们失利了。队伍被 冲散，彭德怀同志让敌人发现了。敌人紧紧追了上来，追到 一条川里路旁一个亭子时，就很近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龙飞虎、黄赤波、覃应机几名保卫干部从侧面飞身赶来， 一 面向敌人射击，一面由两个人并排紧挟着彭总往前跑。很快我也带几个人赶到了，终于使彭总安全脱险。

周总理在延安 劳山遇险时，也是警卫人员龙飞虎把总理背跑脱险的。

时过境迁，这些事例在今天听起来已是无所谓了，但作 为过来人，我却永远深切怀念这些同志。我觉得无论在军史 还是公安保卫工作史上，对这些同志的特殊工作与贡献，都 应大书一笔。

高虎垴战斗与湘江之战

保卫局尽管有其特殊的工作任务，但在战争时期，是不 能脱离战场上的枪林弹雨的。尤其是各师团的特派员和工作 网员，更要作战勇敢，浴血杀敌。这既是军事作战的需要，又是提高保卫工作人员的威信、更有效地开展工作的需 要 。

1934年1月，我被调到五师13团任特派员，3个月后任五 师师特派员。

我到师部以后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了。

在这次反围剩 之中，我们碰到的第一个硬仗是高虎垴战斗。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阵地战。

我五师13团据守高虎垴这一不大的山头，而敌 人却出动六个主力师轮番攻击，并配有几十门大炮和飞机。 为了迎击敌人，我军在高虎垴前面的山坡上，都埋了竹尖和地 雷，敌人一接近阵地不是踩响了地雷，就是被锋利的竹尖穿透 胶鞋底直刺脚心。

敌人恼羞成怒，凭借手中的飞机大炮疯狂 轰炸我军阵地，炮弹、炸弹像雨点一样倾泻在我阵地上，把 这个山头的土地翻了好几遍。战斗持续了几天几夜，我军伤 亡非常惨重。

但英勇善战的13团顽强顶下来了，敌人始终没 有攻下高虎垴。在战斗激烈的日子里，我作为师特派员，每 天由师指挥所跑到13团战斗的前线，了解战斗情况，鼓动战 斗士气。

大概是战斗进行到第三天的上午，我和13团政委苏 振华同志正在团指挥所指挥战斗，突然发现一股敌人从我们 的右翼包抄上来，企图攻击师指挥所。

我一看情况非常紧急， 必须立即报告师长李天佑同志，于是拉上我的警卫员曾玉辉， 就从山坡上滚了下去，然后向侧面山坡的指挥所跑去。

一架 敌机发现了我们，又是扫射、又是投弹，在我跑到离师指挥 所还差200多米时， 一颗炸弹在我身后爆炸， 一下子把我理 进了炸弹坑。

这时指挥所的同志巳发现了我们，师部侦察连 长韦杰同志立即带人抢下山坡，把我挖出来。这一次，我的 腿上受了点轻伤，但左耳完全炸聋了，右耳也受了影响。师 长听到我报告的情况以后，立即作了部署，使敌人的偷袭阴 谋没有得逞。这是我第三次负伤了。

第一次是1931年5月间与敌28师公秉藩部队作战时一颗子弹打入了我的右肩，至今子 弹仍嵌在骨头里没有取出来。

第二次是第三次反围剿时， 一 颗子弹又打进了我的右腿。

高虎垴战斗我们打胜了，但却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 可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把这场战斗中取得的一点小 胜利，作为推行他们那套军事路线的口实，作为打阵地战能 够取胜的战例。

在这之后，又在1934年4月10日到28日打 了18天的广昌之战，我军一下子伤亡两三万人，元气大伤。 广昌之战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又从进攻中的冒险 主义转向防卫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处处被动，穷于应 付，最后实行无计划的逃跑主义。

广昌之战时，五师的任务是打增援。由于敌人在正面战 场已投入了11个师的兵力，所以增援部队不多，我师的战斗 也不太激烈。五师打的大恶仗是长征开始后的湘江之战。

长征开始，我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有86800余 人。中央红军经过苦战，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 发现我军西征企图，急调40万大军分成三路，利用湘江这一 天然屏障，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使我军处于前有湘江后有三 路敌军包围的极为危急的形势。

因此，必须迅速打过江去。 这一次五师担任掩护任务。

军团命令我师14、15两个团赶到 兴安、灌阳、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要不惜一切代价，坚 持三四天，以掩护中央机关过江。当我们赶到新圩等地时， 广西军第七军两个师由夏威率领已到达离新圩只有十二三里 路的地方。我们连工事也没来得及修，就和敌人接上火儿 了。

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激烈。但第一天我们打得还好，伤亡不大，第二天就很艰苦了。我们只有两个团的兵力，15团在左翼阵地，14团在右翼阵地，13团随军团部行动。而敌人是 两个整师。

他们不断增加第一线冲锋的兵力和火力，我们打 垮一批立即又上来一批。在敌人连续冲击下，我们失去了几 个山头，且伤亡很大。14团政委和团特派员负了重伤，团长罗免昌同志牺牲了，15团政委罗元发、团长白志文负伤了，

两个营长牺牲了，整个部队伤亡六七百人。在指挥员严重伤 亡的情况下，师参谋长胡震同志亲自到第一线指挥，也光荣 牺牲了。但我们的战士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就是打到 一两个人也要同敌人搏斗到底。

第三天，情况更加险恶，我 一直参加一线作战指挥，拼命坚持到下午4点多钟才由六师 16团来换我们。但这时我们两个团已剩下不多的人了。后来 16团也大部伤亡了。

我师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但整个湘江之战却使我军 再次伤亡过半。

无论是胜仗还是败仗，险战还是恶战，作为保卫局工作 人员的特派员和工作网员，总是服从指挥，积极参加，因而 赢得了部队各级首长的赞许和信任。

他们不仅主动支持和协 助保卫干部工作，而且每次大仗之前，领导同志总要叫特派 员给部队讲话，作动员宣传工作。并在关键时刻把我们看作 最信任的力量。

遵义会议以后，五师缩编为13团，先后由彭 雪枫、陈赓任团长，谢富治任政委，彭雄任参谋长，我还是 特派员。

在我们过了草地，到了班巴，向陕北吴起镇进军途 中，在甘肃境内某地，被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的3个 骑兵旅包围在一个小山坡上。我们没有同骑兵打过仗，打骑 兵没经验。

在这比较紧急的时刻，陈赓团长对我和其他同志 说：“保卫干部是党的忠实可靠的干部。本来我没权命令特派员，因今天情况不一般，我命令特派员带一支部队，杀出一 条路来!如果命令错了，打完仗，我作检查。”

我当然是非 常高兴地接受了命令。

陈赓团长问我： “带哪个部队?”

我 说： “带韦杰那个营。”

那时韦杰已由侦察连长升为营长。 我之所以带韦杰那个营，不仅因为和他认识早，友情深，而且韦杰还是保卫局系统的工作网队长。

接受命令以后，韦 杰同志和我冲在前面，我们先是向右冲调动了左边敌人，韦杰又指挥部队向左边冲杀，这样，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杀出了山坡前面那条很宽的开阔地，为全团突围开辟了道路。

我们的保卫干部和军事干部，正是在这种生死与共的患 难斗争中，建立了终生不渝的战斗友谊。